林贤治 | 怀念邵燕祥先生
邵燕祥先生之于林贤治先生亦师亦友。本文通过与邵老交往的细节，邵老为《散文与人》组稿及给予的信任，邵老对作者的关爱，邵老的真诚与念旧，邵老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写作的变化等，还原一位“精神界之战士”，凸显他湛深的思想和知识分子作家独立的风貌。
怀念邵燕祥先生
文 | 林贤治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3年第2期
邵燕祥先生离世不觉两年了。
认识邵先生快近三十年，在寥落的朋友中，他是我联系最多、感觉最为亲近的一位。邵先生一生追求真知与真理，少年时便倾向革命，即对黑暗的反抗。即使如顾准所说，“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邵先生始终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革命者。正当他青春作伴，放歌“到远方去”时，遭逢一场众所周知的打击。然而，他没有停顿，戴着“灰帽子”走向荆棘地。苦难和屈辱不曾摧毁他，反而将他磨炼成为一名“精神界之战士”。这是一名忧郁的战士。虽然，邵先生自比愤怒的蟋蟀、快乐的牛虻，在他激越的歌唱里，毕竟流露着灵魂深处的伤痛。或许，恰如邵先生说的，忧郁本身是一种力量，所以在他面对利维坦，历史的巨灵时，犹能分神于如我一样的后来者，倾注关怀的热情。
无论如何，这是可感念的。
一
中学时代，我迷上诗歌。那时，已经听说邵先生的名字了，就是找不到他的诗集。在学校图书馆，“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著作，全都成了禁书，被锁进几个大木柜里，可望而不可即。
直到“文革”后恢复文艺刊物，我才得见邵先生的诗。至今还记得，读到那首呼唤高速公路的诗，当时是何等兴奋。那是有时代高度的诗，开阔的诗，乐观主义的诗。但不久，他的诗风便转向沉郁一路了。我刚到省城工作后不久，买到他的诗集《献给历史的情歌》，很是喜欢。那是一个精装本，庄重而美丽。
1984年，邵先生在《文学评论》发文提倡“史诗”。我按捺不住，读后立即写信给他，表示不同意见。或许，其中提到的史诗与相关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太复杂，使他感到为难，未见作复，但想不到信被保存下来了，后来由他编入名为《旧信重温》的书中。收到赠书后，发现书中介绍作者时，称为“诗人思想者”。明显的过甚其辞，就当是邵先生的一种期许吧。
《旧信重温》邵燕祥 编
初识邵先生，是在1991年夏秋之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范希文先生组织的泰山笔会上。那时，邵先生似乎开始谢顶，但还是满头黑发，回想起来真不禁令人感叹人生的迅忽。邵先生江南人，中等身材，略显瘦弱。印象中，他穿的是平底布鞋，衣着朴素，态度谦和。当他和青年朋友在一起时，总是有说有笑，融洽无间。
参加笔会的多是散文作家，关于散文写作，会间常有交流，还有专场讨论。平日，我很少单独找邵先生交谈，大多在山行时随众一起聊天。一次到扇子崖，邵先生主动邀我合影，两人双手抓紧了背靠的一根粗大铁索，头上是险峰，脚下是万丈悬崖。大约他喜欢这背景，曾在书中使用过这张照片。拍照完后，我们对站着谈了许久，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算是闲谈。
作者林贤治先生与邵燕祥先生（右）摄于泰山扇子崖（由林贤治先生提供）
邵先生是健谈的，会场上却很少说话。和邵先生一同参加过几次笔会，每次都是如此。会上，讨论苏叶的散文，除了众女士，汪曾祺老先生说得最多，大家也乐于倾听他的意见。他赞扬了一通，接着说到缺点，主要是写得太“满”，意思是不够含蓄，少了余韵，还拿国画的“留白”做比喻。我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审美这事情不能划一，可以不满，但也不妨满，接着又拿了油画和国画做比较，支持自己的观点。说完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场内一下子沉寂下来。看了看邵先生，他只是微笑着，跟大家一样不说话。
作为与会者，会后如约寄出文稿一篇，交范先生集中编辑一个小册子。书出来后，邵先生来电话了，说很高兴看到我的文章，跟着冒了一句没有上下文的话，说“这是最好的回答”。“回答”什么呢？当时未及询问，事后寻思起来，以为很可能与我在会上回应汪老的发言有关。在别人看来，我对老先生太不敬，大言不惭，且有针锋相对的意味。估计会后会有一些叽叽喳喳的议论的吧？邵先生没有告诉我，听了便一直记在心里。
笔会结束前，我生出创办一个散文丛刊的想法，找邵先生商量合编。他非常赞成。他不曾问我对散文创作现状的看法，不问关于刊物的宗旨、编辑的思路等，就说由我一个人编辑完成行了，他负责组稿。他还笑着说，他是拾柴的，我管生火。我觉得拾柴人的比喻很贴切，也很有意味，在第一期的编后记中用上了。那时，邵先生对我应当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我分明感觉到，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然而，信任是一种压力，我怕负担不起，辜负了邵先生。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却认为，事情做起来容易，难的倒是坚持。我对邵先生表白说，就怕有一天编不下去。这时，邵先生说了一句鼓舞的话：
“只要能出版一期就是胜利！”
话说得很悲壮，很有力量。言犹在耳，而今说话的人已经走了。
二
丛刊《散文与人》终于出版了。
刊物虽然由我具体编辑，邵先生毕竟是第一提琴手。定下基调之后，他随即拉来一大批作者；我写《论散文精神》作为呼应，组织张中晓的专辑，首次发表《无梦楼随笔》。接着，他拉来《文艺报》的编辑李维永女士加盟，专一提供译稿。通过李维永女士，我认识了余一中、高韧等先生，随后出版了多种译著。邵先生和我，意图都尽可能多收一些译文，扩大世界文学的分量。以译文开拓国内作者和读者的思路，弥补创作的欠缺，其实这也是鲁迅一贯的思想。日后，我与筱敏女士合编另一丛刊《人文随笔》，仍旧沿此撰译并重的路子。
邵先生介绍的作者，固然有各种名人，也有“无名氏”。徐晓的名文，大约也是处女作《永远的五月》，就是经由邵先生交我发表的。有一位在电台工作的女青年，邵先生转来她的稿件时，写信之外，还打来电话，特别介绍了她的知青经历，嘱我尽可能设法刊用。像梁治平、刘东、唐晓渡、程映虹等一批青年才俊的稿子，都是他组来的。程映虹在当时不见有什么“文名”，他也做了介绍；人好像后来出国了，出版过几部专著。邵先生对“小人物”的那份关切与同情，在编辑过程中，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重视小人物，支持小人物，邵先生早在《诗刊》任职时，集中推出“今天派”一众诗人，已先期做了出色的示范。这是一种美德，是邵先生作为编辑留下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散文与人》邵燕祥 林贤治 编
《散文与人》中许多名人的稿子，大抵是邵先生介绍的，其中有巴金、聂绀弩、郑超麟、楼适夷、熊秉明、绿原、何满子、邹荻帆、黄永玉、若水、蓝翎等，都非常难得。有些作者，像孙越生，因为陌生，所做的介绍很详细，且有明显的情感倾向，不仅简历而已。像黄家刚、吴仲华、冯媛等人的文字，在其他报刊很少见，却实在写得好，使我不时领受到阅读的欣悦。
丛刊共出版七期，首次发表韦君宜的《思痛录》、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等。虽然是断片，却是最先向读者展示了原著的风貌。这些著作，及后出版时，都是一纸风行的。丛刊中，柯罗连科的书信很有人文历史价值，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的译品。威塞尔、哈维尔、克里玛、佩索阿等人的随笔，都是最早在刊内揭载的。而这些文字，大多经邵先生介绍过来，凝注着他的心血。
我在编选时，坚持重文不重名的原则，得到邵先生的支持。我先后退过好几位名家的稿子，记得其中就有冯亦代和董乐山。因为稿子由邵先生约来，为此，我特别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并不反对，只是建议我，退稿时最好写上一点理由。我遵嘱做去，老先生也特别有意思，非但不见怪，反而加以赞许；而退稿后不久，新的稿件便又随之来到案头。在老一代文化人的身上，我亲自领教了何谓“风度”，那是一种高贵的文化精神。
在一封长信里，我直陈了关于编辑的一些想法。我认为，编辑的方向有两种：一是赵家壁式，重名人，重积累，兼容并包；二是鲁迅、胡风式，重新人，重发掘，有倾向性。我表示我倾向于后者，宁可开罪作者，不可得罪读者。邵先生在电话里主动说起来，信中也曾提到，说我这个先读者而后作者的意见“教育”了他。自然我当是玩笑话，而他是认真的，接着便说我办刊物就如同编选本一样。我现在仍然弄不清楚，这是赞许呢，抑或婉转的批评，意思是太严苛了呢？
我觉得，在编辑方面，邵先生对我始终是信任的，甚至有点近于纵容。编辑《散文与人》的几年间，在他的支持下，工作非常愉快。每到样刊出来，我会立即给他寄出；他收到以后，也会随即来电或来信，告诉我他的观感，给我以新的鼓舞。
三
二十多年来，我为邵先生编辑和出版过三种随笔集、一本新诗集，还有一本，是经他增订的和另外两位老先生的旧体诗合集。
第一个集子《忧郁的力量》，是邵先生让我编选的，书名由我径取，序言也是遵嘱撰写的。写序时，因邵先生的文字想到鲁迅的杂感，又因鲁迅想到王蒙《沪上思絮录》中议及鲁迅的文字，遂顺手在煞尾处加写了一小段话。寄给邵先生看，他删掉了，补了一段“附笔”，最后说：“这样做，可能贻庸人之讥，我亦甘心领受了。”书出来后，序文果然成了“断尾巴蜻蜓”。越二年，我出版《守夜者札记》时，把邵先生删掉的文字加进去，又补写了几行附在后面，叫作“附笔的附笔”，戏仿邵先生的语气说：“这样做，可能贻小人之讥，我亦甘心领受了。”
《忧郁的力量》邵燕祥 著
颇有点恶作剧味道，回头看不免汗颜，对不起邵先生。原以为，文坛中相互批评是正常的，五四以后已成风气，即便朋友之间也可以据理力争而互不退让。我一直记住鲁迅的话：“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我的错处，自觉还不在于留情面，而是越俎代庖，以自己的意志而强邵先生所难。
邵先生于我，亦师亦友，而我更多地以友视之，故而常常率直地表示意见，不问对错，毫无保留。记得读了他的关于胡风案的文章，告诉他有“第二种忠诚”的印象时，他听了似乎颇感意外。他在回忆录中对周扬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不以为然，也曾表示过异议。及至看到他评述胡乔木、吴江的文字，我亦当即致电，坦陈不同的看法。他回复了一封较长的信，与我讨论吴文的观点。
记忆中，邵先生曾经列名于中国作协主席团，做过理事，看来他对这个机构是尽责的，不像有些人那样有名无实。一次，他到我家楼上访《随笔》前主编黄伟经先生，完后两人下来到我处。简直席不暇暖，邵先生便起身告辞，说要赶回北京。我问何以如此匆遽，他答说要参加次日的作代会。我说会议有如此重要吗？他笑说有选举一项，得去投票。我颇感讶异，随即笑了，说了点冷笑话。后来，听北京朋友说他在会议中途退席了，不知是不是身体不适的原因。
我直言无忌，邵先生却不以为忤，信中还称“诤友”，对我的“妄议”应当是有准备的。但因此，才长期保持着与邵先生的联系，而不致中断。《散文与人》停刊后，他又邀我一同编选一套1949年后五十年的散文选本。选题是他从出版社那里承接下来的，建议用我的一道文章题目做书名，由我选目并作序，还叮嘱说序文可长至三万字。作序时，下笔竟不能遏止，写了十三万字。序文做不成了，只好单独发表，后来成书时，易名为《中国散文五十年》。倘若不是邵先生邀约，我可能不会涉足当代文学史。
《中国散文五十年》林贤治 著
我少出远门，但每到北京，必定拜访邵先生。头一次，邵先生在家中招待我，吃了全聚德烤鸭。后面几次多是招集共同的朋友餐聚，席间，邵先生妙语连珠，气氛相当活跃。最后一次，他把我带到他楼下不远处的一家小酒馆，谈话时，特意提到我熟悉的一位青年作家，透露些私隐的事，教我交往时多加注意。
在广州，我们曾在广东工大旁边的小馆子用餐，聊了小半个下午。还有一次是他和姜德明先生参加广州铁路系统的笔会，傍晚约我会面。他告诉我，不久前去了一趟新疆，从天山下来后心脏突然发病，做了手术。接着郑重告诫道，一定不能久坐工作，要吸取他的教训，预防“早搏”。从此，“健康”作为一个新话题，会被他经常提及。日前，翻阅邵先生前两年的信，有一封末尾写道：
天凉，换季，气候多变，防止感冒。盼注意增减衣服，勿过劳，尤其要避免熬夜，切切！
今日把读，不觉倍感温暖，却又非常难过。
为了便于联系，自然也为了我的写作着想，邵先生多次劝我学习电脑，甚至写信让同事做动员。未谙电脑前，电话通信更多些，《散文与人》编辑期间更为频密。他得知我写巴金的传记，又从报上看到我的一些近于偏激的言谈，便就巴金问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共十八页。其实，对于巴金的敬重之情，我们是一致的。
我们彼此赠书，邵先生还曾给我寄赠过两种复印装订而成的旧书，以期增进我对于社会主义史的见识。大约因为我告诉过他，说家人爱读他的著作，每当寄来必定最先拆阅，于是后来的许多赠本，扉页上都同列了我和家人的名字，手泽中有他的一番美意。
对于我的文字，邵先生是关注的，我有好几种书，他告诉我都认真看过，并指出其中的几处错讹。报上见到我的一些短文，像《水与火》《想起汪老》，都打过电话给我，说些赞扬的话；说到长文《胡风集团案》，还特地转述他大哥读后的感受和评价。《人间鲁迅》重版时，在京开过一个座谈会，邵先生出席了，在会上做了很精警的发言。《革命寻思录》出版后，他还写了评介的文字，在报上发表。他在文章中引用一些杂闻，多次提到《大时代文摘》，我想都因为报纸是我所编，知道创办艰难，所以免费代为广告宣传。
记得萧红问鲁迅对青年的爱，是“父爱”居多还是“母爱”居多时，鲁迅的回答竟然是“母爱”。在邵先生那里，和鲁迅一样，都有着同一种母爱般的温存。
四
邵先生是念旧的。
无论从旧道德或新道德看来，人能念旧总是好的。唯有内心有爱的人，富于人性道德的人，才会念及故人。鲁迅论及知识分子时，强调“真情”，说：“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两年前，听说邵先生将一些故人的赠书从家里的书堆中拣出，给报纸做专栏介绍，使这些寂寞的朋友和寂寞的书为世人所知。我未曾询及邵先生，不知是否确实。但在近几年，他和谢文秀大姐常常抽出时间，专程上门探访一些老朋友，我是知道的。上海何满子夫人吴仲华和北京的张凤珠大姐，都是历尽风霜的老人，给她们电话时，才知道不问远近，邵先生夫妇都曾先后看望过她们。
电话里跟谢大姐说起来，她说老人都很寂寞，体衰力乏，不良于行。邵先生和她自觉腿脚尚健，因此争取多走走，看望看望，还说迟了就见不到了。其实邵先生的心脏做过手术，算不得强健的人。谢大姐这番体己及人的话，我听了，实在感佩不已。
我不大了解邵先生的日常交往，仅凭接触的印象看，他并不喜结交名公巨卿式的人物。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外表柔弱而有傲骨。称他平民主义者是合适的，他没有名人的臭架子，这是我特别欣赏的地方。和他一起经常在饭局上露脸的几位朋友，多是我熟悉的有节操的知识分子。我还知道，他与几位沉实多思的青年有来往，还有一些曾经戴过“帽子”的，受过伤害的普通人。这类人中，有多位出版回忆录，都是他写的序。他为这些书稿多方寻找出版社，其中至少有两部寻问到我这里，为出版顺利计，还曾在信中和我讨论过书的命名。做所有这些，固然为了给历史作证，但是无疑地，也都为一种道义和友情所驱使。
对于前辈友人，无论已故或健在，邵先生一样充满敬重之情。组编“忍冬花诗丛”时，曾请他推荐另一位诗人，和他的诗一起做姐妹书出版，他只举故去已久的孙静轩先生一人。我编印荒芜先生的旧体诗，其女儿林玉极想求得邵先生一篇序文，又苦于不熟识，问计于我。我怂恿她说，你尽管找去，邵先生一定应允的。几天后，林玉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我的话果然应验。我知道，以荒芜先生的思想和才情，邵先生一定惺惺相惜。
“忍冬花诗丛” 《邵燕祥诗选》
恩仇分明，知恩必报，这在中国是一种传统美德。邵先生从运动中过来，对于那些曾经保护、帮助、鼓舞过他的人，只要是真诚的，哪怕片言只语，他都会记念不忘。如对梅益，对郭小川，似乎都是这样。
《郭小川文集》出版后，在北京开过一个座谈会，与会的就有邵先生。在这样的会议里，大家一致说颂扬的话，钱理群先生还激情洋溢地朗诵郭小川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对此，我没有发表过异议，但事前在邵先生家里，却说过打算撰文批评郭小川的话。说时，恰好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推门进屋，邵先生指着我，笑着对他说：他要批判你父亲啊。想不到郭小林立即回应道：应该批判！事过多年，我确实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一书中写进了郭小川。郭小林看到没有不知道，其后给我寄来一册自印的诗集，我回赠一册个人编选的诗集：《自由诗篇》。
王蒙、郭小川、张光年，都是中国作协的官员。邵先生告诉我，王蒙确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同一天结婚，且是在同一个酒店内宴客的。从前看过一篇东西，说是郭小川在反右期间曾经说过关于邵先生的公道话。倘如此，以其作协秘书长的身份，应当说是难得的。邵先生有诗赠张光年，我猜想彼此该有点交情的吧？我对张光年知之不多，只知道他写过《黄河大合唱》，后来写评论，是在批斗胡风大会上把吕荧拽下来的那个人。
前些年，北京有一批被叫作“两头真”的老人颇受推崇，但人们大抵忽略了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邵先生跟这些老人是有交集的，以他温和的性情，对于人事惯于作“同情的理解”，我疑心在认识上容易受到他们固有的局限性的影响。我把这看作是邵先生的“人性的弱点”。在2016年秋天召开的邵先生作品研讨会上，我做了个简短的书面发言，其中说到：
邵先生知人论世，可谓明敏，但也不无失察处，有时不免颂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一者，其人是否当颂固然可议；再者，论人当同论世结合起来，倘将其人其事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或“情势”之下，即使可颂，也未必非颂不可。邵先生身上有侠义，也有慈悲，但人性的弱点也往往隐藏于此。
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本来便夹缠不清，实际上，人性道德原则往往高出于观念之上。说到知人论世，邵先生自然比我周全得多，他的宽以待人，也并非隐恶而在扬善，总是欣喜于他人的进步与光明的地方。此时，想到会上的批评可能给邵先生造成的损伤，难免愧疚不安。
五
奥威尔有一道路标式的题目，叫作“为政治写作”。在我看来，邵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无论是颂歌或是反颂歌，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萨特式的介入性写作。
在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邵先生有过好几次转折，也可以说是阶段式递进。邵先生最早以诗鸣，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他已经是一名全国知名的青年诗人了，直到80年代初，仍然以诗人的身份为大家所熟知。及至8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转入随笔写作，人们习惯地称为杂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多次引用阿多诺的话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甚至把一个集子直接起名为《奥斯维辛之后》。90年代初，他写过一组饱含热意的文字，计十余篇，在《光明日报》等报上密集发表。他很看重这组文字，曾特意告诉我，让我也看看。文章确实写得好，读罢“慷慨有余哀”，连带看了邵先生其余所有的随笔，后来将观感一并写入《中国散文五十年》中。
《奥斯维辛之后》邵燕祥 著
到了晚年，邵先生在写作上出现又一个转折，几乎倾全力撰写回忆录，把国家记忆纳入个人历史之中。《人生败笔》集中发表他在运动中的检讨书，以及“媚世”之作，自毁为“可耻”，这在中国作家和文化人中，算是开了先例。邵先生先后陆续出版《沉船》《找灵魂》《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多部著作，立意为自己曾经的时代书写证词。一个诗人，在想象与叙事之间，他选择了叙事；一个作家，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他选择了历史。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邵燕祥 著
相应地，还有一个转折，便是“身份语言”问题。在书中，我曾比较过邵先生的杂文与鲁迅的异同。鲁迅始终把自己看作奴隶，他说过，他的意见不会向“主人”直说，甚至坦承不会向政治家说。在公共论争中，由于“砭锢弊常取类型”，因此他也常常使之转化为私人论战性质。邵先生不同，他更多地为一种“公民意识”所支配，使用的语言就不是鲁迅那种“奴隶语言”，而是“公民语言”。他很少像鲁迅那样使用反语，“吞吞吐吐”，“曲曲折折”，而是公开而直接地诉诸事实，表明既定立场。邵先生写过多篇关于当代史的长文，介于评论与随笔之间，公民语言的色彩更明显。后来似乎有了变化，尤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他直面“失败”的人生而不是面对公众发言时，便脱开公民的身份，重新寻找一种宜于独白的贴己的语言，弱势者的语言。
邵先生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写作道路上几经转折，都源自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大小事件的激发，是社会改革的需要。鲁迅说到杂文，称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邵先生的写作，同样有不能已于言者，有一种急迫性。有一次，他告诉我说，诗人舒婷看了他的一些文章，问他为什么不可以写得更带文采一些、更诗意一些时，他这样表白道：“我现在写文章，只当是发言罢了。”在邵先生这里，真实是第一位的，首先要能杀，能生，艺术才能有所附丽。
有人称邵先生是“鲁迅传人”，从精神谱系来说，我以为是确当的。使命感，道义感，批判性，包括自我批判，直到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将杂文随笔作匕首投枪的使用，都可以看到鲁迅的深刻影响。鲁迅青年时作文致敬“摩罗诗人”，以很大的篇幅论及普希金。邵先生也有颂诗呈献，在《普希金和他的剑》一诗中写道：“普希金，普希金！/生命就是一盏恩仇分明的宝剑，/闪烁在/亲人和仇敌的中间！”邵先生的生命，也恰如一盏宝剑，闪烁在爱与仇之间。普希金的剑，邵先生反复写到，他的诗句使我立刻想起鲁迅的小说《铸剑》，和那篇火光闪耀的《野草》题辞。
同为战斗者，在邵先生那里，身上少有鲁迅因过早进入“狼的怀抱”而带上的“狼性”；邵先生“找灵魂”，这灵魂也少有鲁迅的灵魂那般因风沙的打击而留下的“鲜血淋漓的粗暴”。邵先生也许不及鲁迅那般的不屈不折，战时不及鲁迅的热烈、凶猛、尖刻和决绝，但是，在当代作家中，论精神，论思想与艺术的品质，邵先生都是最接近鲁迅的一个。如果说鲁迅是唯一的，那么应当承认，邵先生是少有的。
纵观邵先生一生的诗文，所写无论是历史，是现实，时间的维度都指向未来。他是属于未来的。他有不少文学作品，显示出湛深的思想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足以传世。而晚期的非虚构作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样本，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邵先生在文学和非文学方面的诸多贡献，我认为，目前的评论界并没有足够的认识。或者可以说，现在还不足以论邵先生。时间往后拉得愈长，愈能显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独立的风貌。
邵先生安息！
2022年11月3日，夜。
注：转载于《随笔》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