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印度的92年中，东印度公司军费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有哪些？
引言
在征服印度的92年中，公司军队每年就需要上千万英镑以维持开销，但英国政府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都不曾拿出大量资金以军费的名义供给公司军队。
一、英国东印度公司军费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
后者尽管以印度当地的土地税牟取大量财富，但缴纳给政府税款与维持公司运作后，他们已经拿不出足够的费用。为了筹措战争经费与官兵薪水的支出，军费补助金条约就成为重要的提供手段。早在与法国殖民者争夺对印度的殖民霸权时，英国殖民者就注意并尝试模仿杜普莱克斯利用签订的条约。
他会派遣军队驻扎在德干高原，当地统治者则会支付法方一定的经费。随着公司势力深入阿瓦德地区，英国方面就开始利用军费补助金条约，迫使其提供经费供养公司驻军。18世纪下半叶，黑斯廷斯和康沃利斯担任公司总督时期，阿瓦德和卡纳提克等地的王公就开始签订条约供养公司军队，以保证自身安危和公司方面的支持。
军费补助金条约的本质目的。就是英国这样的西方殖民者，利用军事上的优势作为政治筹码，迫使印度地方政权签订一份不平等条约。将外交、军事权力交予西方殖民者，同时提供相应的物力财力，供养西方殖民者的土著雇佣兵部队。军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是把公司应该承担的军费问题直接转嫁于各地方统治者。
这些部队又实际上占领着这些政权的领土。在这些公司军队驻扎期间，公司利用条约的漏洞，可以在规定外自行掠夺当地的税收和财物。随后，在韦尔斯利时代发展成用土地换取军费供养的吞并手段。阿瓦德地区虽未有被公司直接吞并，但长达近1个世纪中，它就成英国殖民者在印榨取军事经费的典型受害者和范例。
阿瓦德在军费补助金条约后的发展变迁，其中的经验在得以在其他被征服地区得以复盘。1765年，阿瓦德的纳瓦布与公司订立了停战条约后，阿瓦德从此丧失了独立的外交与军事权力，并要每年支付750万卢比供养境内的土著雇佣兵部队。
1773年，黑斯廷斯利用莫卧儿皇帝回到德里的契机，将科拉和阿拉哈巴德两县以500万卢比和一份军费补助金条约的代价交还给阿瓦德。条约中要求驻派的公司部队也根据其区划，获得当地税收，这样公司又可以进一步肢解阿瓦德地区的行政统治。同时公司能够以这些搜刮的钱财，在阿瓦德传统壮丁村社里募征土著雇佣兵，英国殖民者就用这样的手段，在阿瓦德地区几乎不花费任何成本就得到了军队所需的兵源与军饷。
1775年以后，为了进一步搜刮财富供应土著雇佣兵部队，贝拿勒斯从阿瓦德地区被划出，直接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财政。虽然黑斯廷斯曾保证不再增加当地罗阇的贡赋，但面临军费开支问题，公司就不断以各种名义抢夺当地财富。同年阿瓦德的老纳瓦布去世后，黑斯廷斯和加尔各答参事于1781年制造阿瓦德王妃事件，派兵扣押老纳瓦布的王妃要求归还债务。
而同一时期对贝拿勒斯罗阇贾伊特·辛格的镇压和劫掠，到达自军费补助金条约出现以来的负面影响高峰，东印度公司在获得高额的所谓“违约赔偿”后，其参与镇压的公司部队就自行劫掠了230万卢比。通过这些恶劣肮脏地欺压手段，东印度公司进一步敲诈阿瓦德的经济财富，扩大土著雇佣兵部队的驻军规模。同时还以债务理由增加对阿瓦德的军费摊派。
之后历任印度总督，大多数也想方设法不断重复这些卑劣手段，得到他们所需的物力与财力，直至大贺胥总督统治时期对印征服战争的终结。18世纪结束之前，南印度地区的卡纳提克和海得拉巴，也相继签立了公司军费补助金条约成为公司的附庸土邦，扩充了公司军费的来源。卡纳提克地区的民管理，自英国殖民者傀儡默罕默德·阿里后就处于混乱状态，而阿尔科特统治阶层的腐败加重了当地的财政危机。
1781年12月，公司决定控制卡纳提克地区的税收变相榨取军费。6年后更是利用一份条约直接获取近43万卢比，以此充当公司“保卫”卡纳提克的军事费用，到1792年则减少至25.7万卢比。1801年，公司接管卡纳提克地区，结束了阿尔科特纳瓦布的统治，公司变相吞并该地，抛弃利用条约掠夺卡纳提克资源充当军费的手段。
1798年海得拉巴就签订了军费补助金条约，尼扎姆遣返法国教官并解散由他们训练的西式部队后，向公司支付241.7万卢比，以换取公司提供的6个土著雇佣兵营在当地驻防。1799年迈索尔战败被瓜分后，海得拉巴尽管也获得了一部分领土，但英国殖民者利用马拉塔联盟的军事威胁，迫使尼扎姆于19世纪初把这些领土交由英国人统治，以供养数目增加的公司军队。
19世纪开始，军费补助金条约的签立迎来一个高潮。1802年，巴吉·拉奥二世佩什瓦领导下浦那政权，也被纳入到条约体系中；到第一次英国-马拉塔战争结束，辛迪亚王公也因为签订军费补助金条约，开始向公司提供军费。实力强大的马拉塔人被征服后，不少实力弱小的土邦王公；出于对公司军事霸权的畏惧和土邦之间内部矛盾的排挤，更是主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该条约成为附庸土邦。
公司由此可以利用这些新订立条约的土邦，供养大批军队分担巨额的军费压力。之后，虽然军费补助金条约构建起来的公司资助同盟，在政治上日趋衰落，但从最直接的目的上讲，成功地完成军费筹措的意图。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军费补助金条约不是东印度公司军事支出的唯一解决途径，英国殖民者们还要配合印度土地税与田赋的供给，而且连同发行的“公债”并举来供养军事开支。
只有多种方式并行，他们才能维持越来越庞大的军队数目和开销，而军费补助金是这些方式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只要减少自身成本有利于公司的殖民统治，压榨和牺牲印度地区人民和经济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
二、军费问题对征服战争的影响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参与战争开始，军费就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支出。早期公司军队招募印籍土著雇佣兵，在经费方面，就是考虑可以减少军事支出与战争花销成本。引诱或强迫印度地方政权签立军费补助金条约，也是为了转移军费开支压力节省公司本就紧张的预算经费。
在伦敦的公司董事与督查委员会，虽未明确反对在印度的武力扩张；但是如果战争增加了债务和军费开销，他们也不会坐视股票市场与盈利受到损害。所以在前期对印战争中，一旦出现军费开支过大或短期内未能从战事中获取足够利益的景况，英国政府和伦敦的公司管理层都会出面制止其战争行为。
军费问题的影响，是随着东印度公司历史发展状况而变化。对印军事征服的最初41年里，军费问题带来的经济负担，影响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战争规模和次数。孟加拉被征服后的1767年，本国政府决定公司每年都要向他们缴纳40万英磅的税款。但在税款之外，他们没有要求东印度公司终止在印度的军事活动，相反纵容武力扩张和公司军队的发展。
但到18世纪70年代，政府发现东印度公司的腐败现象与巨额债务后，为了维持该公司发展和殖民地利益，于1773年和1784年两次提出有关印度问题的法案。这两个法案都涉及了印度的战争问题，1784年下议院通过的《印度法案》中，更是限制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战争权力。法案要求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继续占领印度的土地。
此后只能依靠占领或附庸领土的税收与贡金，缓解因部队数量增加导致的军费问题。伦敦的公司董事们也支持这样的限制。如果进行战争，不仅消耗东印度公司开支还会打断正常商业贸易，他们只更关心在印度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换回最大的商业利润。
以马德拉斯管区为例，身处伦敦的公司管理者将工作重心放在科罗曼德布匹的投资上，当地守军因为薪金不足经常哗变。即使这样，伦敦方面也不愿改变军费在总经费支出上的次要地位；军事征服即便来带盈利，也会因为军费开支抵消其中的一部分收益，这不是公司的商业家们所愿意看到的。
18世纪末随着东印度公司政权军事化程度加深，加尔各答当局利用法案漏洞恢复了扩张战争。这样使得和平时期尚能以军费补助金条约维持的局面被打破，军费赤字必然增长。
等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费开支甚至超过公司预算总额的四分之三，公司甚至依靠频繁的股票发行与债券避免破产。韦尔斯利总督本人就将当时公司董事会主席给予的100万英磅，作为征服战争的支出军费进行使用，而这笔钱本身要用于贸易支出。
挪用资金充作战争经费的背后原因，则是公司陷入到“军费与行政开支增加-发动战争以解决债务获取新领土与资源维持军费等开支”的循环怪圈之中。自韦尔斯利担任印度总督开始，解决军费问题的循环怪圈成了推动战争和获取军事经费的动力。
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们，不会专项划拨资金充当军费的前提下，上述的怪圈现象，将持续循环至完全征服南亚次大陆才会结束。军队成员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会被东印度公司军政首脑当作发动扩张战争的棋子。他们只会将军费问题，分摊至被侵略和附庸的印度王公们。
那些为优厚待遇条件参军谋生的英籍官兵们，是推动这一循环的重要力量。他们不在乎军费的来源问题，只关心何时发动战争获得军饷、作战补助津贴甚至不义之财。不少印籍雇佣兵也同样渴望战争，因为作战中有所支付薪金和劫掠财物的收益。即使他们能从军费补助金条约协议中获得军饷，也会因为内心对财富的渴求甚至贪欲继续劫掠，从公司军队在阿瓦德拿贝勒斯地区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窥见一斑。
结言
总之，公司并未正视其军费开支问题，也没有以合理的手段从自身财政状况进行调节，而是以霸权思维压榨和胁迫当地政权提供军费。军费补助金条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司军费问题，但并未真正消除军事支出经费的扩大化。军费开支问题不仅体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事实力增长，还反应出这个殖民政权内部的一种畸形的心态：
从公司的高级官员、军事将领到下层官兵，无不以个人的经济利益和追求财富的野心，裹挟或影响公司的战争决策。他们鼓吹军事征服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观念，利用掌握了军政权力积极推动在印度的殖民扩张，将征服战争视作增加个人经济的手段；而广大官兵在品尝到高层带来的所谓战争福利后，也会期盼或支持继续进行战争。只有被征服和奴役的印度各地人民，直接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和英国殖民者的盘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