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灭亡的内在因素：文武之争加剧了内部矛盾，以岳飞的悲剧为例
公元1127年，金人率大军南下，直接攻陷了汴梁（即开封城），并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史称“靖康之变”，北宋也因此宣告灭亡。当时宋徽宗有一个儿子未被俘虏，此人便是康王赵构，他拥兵在外，一直想重建宋朝。同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正式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然而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稳定，金完颜宗弼立马又开始南侵，宋高宗犹豫不决，最终败逃至杭州，并升杭州为临安府，这便是历史上的南宋。南宋的统治者并未吸取前朝的教训，即便宋高宗即位初重用主战派，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好景不长。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便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武将始终被打压，这直接导致北宋的军事实力下降。直接北宋灭亡的那一刻，统治者仍然固守“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朝廷的士大夫们遇到战争基本上都是主和，一味的退让导致颓势和败局再也无法挽回。照理说，南宋建立后肯定要吸取前朝的教训，起码要重用武将，可事实并非如此。南宋建立在一个战争频发的时代，统治者完全可以抛弃“以文治国”的方针，根据时局的变化来改变治国方略。宋高宗的确这样做了，但在多次打败金兵后，便开始松懈，他并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最终还罢免了主战派的主要人员。
南宋最终也没逃过被消灭的命运，我们可以从岳飞的悲剧来进行分析，探究南宋灭亡的内在因素到底是什么。
岳飞的悲剧
目前为止，人们对于岳飞的死，首先关注的是元凶是谁，到底是宋高宗所为还是秦桧所害。大多数人看来，朝廷杀害岳飞的动机，主要是主战派妨碍了和议。其实这只是两宋时期“文武之争”的一个表现，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北宋建立初期确立的治国方针，直接导致主和派总是占据优势，宋朝的皇帝始终提防着武将，这也是两宋朝廷接连吃败仗的原因之一。
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赵构的确重用了主战派，但这是因时局所迫，所以在时局稍微稳定一点后，赵构立马罢免了主战派。在国家建立初期，统治者所需要做的并不是发动战争，而是稳定内部，尤其是在“淮西之变”发生后，宋高宗更加注重了内部的稳定。首先是统治者必须要掌握绝对的权力，而这种权力首先要来自于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
从这一层面来看，在军队国家化的进程中，削兵权肯定是必然的，但也是要有方法的。宋高宗想要把私家军队变成为天子亲兵，他也想出了很多办法。先是将韩世忠、岳飞等人招入朝廷，并授为枢密副使，这是他怀柔的一面。后来处死岳飞，则是他强硬的一手。杯酒释兵权与铁血削兵权，分别是硬币的正反面。由于采取的是强硬措施，事后必然会遭到反弹，投鼠尚且还需忌器，柿子更是要捡软的捏。当时岳飞的军队战斗力虽然非常强，但人数并不多。因此在众多武将中，岳飞的实力算是最弱的，同时也是最没有势力背景的，这就很不幸地使他成为了宋高宗铁血削兵权开刀的首选。
岳飞的悲剧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也是两宋时期朝廷内部文武之争的结果。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统治者仍然将重心放在内部斗争上。
南宋文武之争
根据南宋大臣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大臣常同和张戒直接向宋高宗阐述了如何解决军队将领权重的问题。对此，宋高宗也是犹豫不决，他需要一个万全之策，如何既削兵权，又不会自毁长城。史书记载：“朕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宋高宗打算优待和收买军中主帅手下的将领，从而提升他们的权力，通过分权的方式达到削弱兵权的目的。当时宋高宗想出这一个办法时，南宋对金作战还未出现大捷，可见宋高宗对削兵权处心积虑已久。
在高宗决意削兵权后两年，绍兴和议，岳飞直接被处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从皇位稳定还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需要达到一种政治平衡的。更何况南宋建立初还遭遇“苗刘之变”，这更加坚定了高宗削兵权的决心。在《中兴两朝圣政》中记载，宋高宗着重称赞了北宋开国功臣赵普，同时也表示自己要效仿“释兵权”，至于是用酒还是用刀，那就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了。两宋时期的皇帝都在不停地针对武将，更不用说底下的士大夫们，他们顺水推舟借助皇帝的威严来打压武将。
南宋建立之初，艰难中兴，统治者必须依赖军事实力，所以只能任由武将跋扈。可当政权逐步走上正轨，武将们也都需要让出位置。士大夫们不可能再容忍像唐末五代的骄兵悍将再度回到政治舞台。在这种意识的主导下，必然会出现新的文武之争。为何要说是“新”文武之争呢？事情还要从北宋靖康之变说起。朝廷内文武之争并不是起源于南宋，这个传统源自于北宋时期。自从宋太祖赵匡胤确定以文治国的方针，士大夫们便主宰了上百年的北宋政坛。
靖康之变改变了这一局面，也让统治者意识到问题所在，但让武将“跋扈”的时间并不长。当政局稳定后，统治者再一次拾起了以文治国的方针。所以出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岳飞的悲剧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秦桧是士大夫的最高代表，其中的关系显而易见。
小结
无论战和，其本身都是政治，只不过作为武将，肯定是要站在自身的立场，一般都是主战。纵观南宋的历史行程，即便北方一直存在很大的军事压力，但其实和平时期是居多的，这为南宋的士大夫们主宰政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和平时期，武将注定不会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士大夫们“重文轻武”的意识根深蒂固，即便是在特别需要武将的时期，他们也不会消除对武将内心的轻蔑。
一切都如宋高宗所愿，武将的兵权被削弱，在新一轮的文武之争中，士大夫再一次大获全胜。岳飞个人的悲剧落幕，形成的大氛围却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然而，过度纵容文人发展，对南宋的朝廷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自从延续“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后，南宋的权相辈出，其影响最大的还是未能使得南宋的军队国家化彻底完成，这一隐患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以处死岳飞为例，在文武之争中，士大夫的确占据了上风，但也对政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在《通鉴续编》中记载了一段有关南宋末年士大夫余玠对宋理宗的一番话，其中主要表达了朝廷轻武的政治教训总结，作为士大夫的余玠直接指出了南宋的内部矛盾太深，其中一句“文武交激，非国之福”，直接点名原因。的确如此，南宋灭亡除了外部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内部矛盾太深。内部的文武之争直接加速了南宋灭亡。各位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岳飞的事迹，可以选择性购买笔者推荐的书籍，感谢大家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