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精神教父，几件事奠定“南陈北李”地位，遇害原因很复杂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题目叫《我的父亲李大钊》，这篇课文出自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之手，原名为《十六年前的回忆》。
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一个细节，说李大钊在家中被捕，被捕时是拿着枪在抵抗的：
“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外走。”
随后被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等多人包围，就地被捕。
可是查阅近代史料，都是记载李大钊是藏在苏俄使馆中被捕的，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60多个人，这是咋回事呢？
杨角风谈晚清民国（原走向共和）第104期：李大钊：猛人一个，手段之高让张作霖坐立不安，中外联合遇害身亡！
一、
我们大多数人对李大钊的了解，基本也就停留在这么几个标签上：
比如他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创始人、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等等。
总感觉，从21年到27年，短短7年时间，好像李大钊也没做啥惊天动地的事情啊，怎么就一举获得了“南陈北李”的至高地位呢？
前段时间《觉醒时代》热映，看了几集之后，对剧中李大钊这个人物形象印象深刻，比如剧中他说过的一些经典语录：
“我们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另外的八小时，留给我们自己。”“过年富人叫过年，穷人叫过关。”“仲甫兄啊，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对这个腐朽的社会，现在就需要这么一剂猛料！”
虽说剧集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大钊对于中国，对于那个年代的人，确实起到了精神教父的作用。
比如毛泽东：
1918年，中专生毛泽东来到了北大，当然，他并非是考进了北大，而是“走后门”进入北大任职。
啥职务呢？
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记住这个职位，连管理员都不是，即使这么个职位还是他的恩师杨昌济举荐，李大钊接收的。
说实话，以当时毛泽东的名气和学历，以及实力来看，这是他在北大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没有之一。
二、
李大钊对于毛泽东来讲，几乎是精神教父般的存在，多年之后的延安，毛泽东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可以说，影响毛泽东一生的人物，有两个，排在首位的就是李大钊，另外一个是邵飘萍，这还是毛泽东自己亲口说的。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好学生，也是意气风发，指点苍穹，一心报国。但虽有一腔热血，在方向上却不够清晰，属于乱撞的那种，也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初到北京，生活的并不好，虽然经过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也算扎进了北大的圈子。但并不受一些大家们青睐，比如他去旁听胡适的课，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他。
胡适作为北大的重量级精神领袖，并没有耐心去给毛泽东解惑，也没有兴趣去听一个北大学生都不算的，还有着浓重湖南口音，图书馆助理员的想法。
但是，李大钊就不一样，当时他在北大的地位很高，不仅没有低眼看毛泽东，还帮他安排工作。也正是这份工作，让毛泽东在北大站稳了脚跟，闲暇时间也可以大量阅读书籍。
而跟李大钊的亲密接触，也让毛泽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思想，踩着李大钊的肩膀，成就了一代伟人。
三、
如果说李大钊仅仅靠启蒙了毛泽东，就奠定了“南陈北李”的地位，显然是小瞧了他，其实他还是一个猛人！
李大钊的思想是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传来的，而当时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在国际上并不怎么讨喜，甚至招人讨厌。
在这种情况下，苏俄急于破局，急于缓解跟世界各国的关系，尤其是可以直接影响到自己的接壤国家。而这些邻国中，最大的，又最复杂的就是中国，毕竟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世界强国瓜分控制的阶段。
不仅西方列强对苏俄虎视眈眈，连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是苏俄远东之患，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帮助中国建党，这很好理解，当时中国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第二件事就是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后来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是基于这个前提；第三件事，则是结交北洋的吴佩孚，他是直系军阀大佬，拥兵数十万。
等于苏俄是三头下注，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吴佩孚是北洋军阀当中比较有民族气节的一个。不仅在北洋政府中说话分量重，而且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也多次发话，支持学生，反对签订巴黎合约。
不仅苏俄觉得吴佩孚以后会大有作为，中国也有很多人也这样认为。连美国都让他登上了《时代》杂志，这可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该杂志，《时代》杂志称呼吴佩孚为：
“Biggest man in China！ ”
四、
而苏俄想跟吴佩孚搭上线，就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牵线，而这个去跟吴佩孚谈判的猛人，就是李大钊！
当然，李大钊一介文人，怎么联系也无法跟直系军阀头子搞到一起，他也是需要中间人的，这个中间人就是跟李大钊曾经好到穿一条裤子的白坚武。
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北洋政法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关系非常好，后来俩人毕业后，李大钊去了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继续深造，白坚武则工作了。他先后做过冯国璋和李纯的秘书，后来又被吴佩孚聘为政务处长，成为了吴佩孚的专属军师。
此时的吴佩孚也很需要李大钊，可以说俩人是一拍即合，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刚结束。吴佩孚打算依靠武力统一全国，同时也希望依靠工人运动，来铲除一直趴在铁路上吸血的交通部大佬梁士诒。
李大钊就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党的力量：
“苏俄要联系吴佩孚，那我就用人脉资源去联系，吴佩孚想武力统一和清除政敌，我也可以帮忙，但归根结底要发展自己的党组织。”
事实上俩人确实会面了，也谈出了一些共识，比如缓和北洋政府跟苏俄的关系，比如利用文人的身份替吴佩孚造势，再比如吴佩孚开始支持工人运动。
可以说那几年，各地不断发起的轰轰烈烈工人运动，其根源就在于李大钊跟吴佩孚的那次会谈。
五、
工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终归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想真正把党发扬光大，是需要军队的。
这一点上，李大钊跟孙中山终于是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也开始到冯玉祥的部队中发展自己的力量。
但是很不幸，李大钊还没等怎么发力呢，冯玉祥就倒戈了，本来冯玉祥属于吴佩孚治下的第三军总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本意是让冯玉祥对抗奉系的张作霖，结果他收了张作霖的50万银元贿赂，转过枪头来回京了。
虽然历史书上对冯玉祥的评价很高，但这个人有点飘忽不定的，人送外号“倒戈将军”，足可见他的忠诚度有多高了。而且他这次回京，还干了两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一是把大总统曹锟给圈禁了，再就是把紫禁城的溥仪赶跑了。
但冷静下来后的冯玉祥，发现不对劲，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抗衡怒气冲冲的吴佩孚，也无法在张作霖那里讨得便宜，再加上全国都在谴责他，咋收场呢？
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再次出马了，他觉得冯玉祥可以争取过来，于是作为中间人让冯玉祥跟苏俄联系到了一起。
当时的苏俄也正为联合吴佩孚失败而发愁，有人主动示好，也真就下了血本。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俄援助了冯玉祥的部队5.5万支枪、6900万发子弹、70门大炮、230挺机枪。
不仅援助武器，苏俄还派来了军事顾问，帮冯玉祥创建兵工厂，办军校。冯玉祥本来率领的是一支乞丐部队，装备极其落后，这一下子鸟枪换炮，在中国大地上能横着走了。
六、
李大钊的心血没有白费，毕竟冯玉祥是跟苏俄搭线，必然就得接纳一些党员进入到他的国民军。
就这样，不仅一些先进的思想在军中散播，经过几年的运作，党的领导下，也有了几千人的军队。
后来，虽然经历了多次清理，但党还是在这支军队中扎下了根，比如杨虎城的部队，成为了后来西北红军和西安事变的火种。
当然，李大钊联合冯玉祥，并非单纯地帮助他发展力量，也非仅仅帮自己发展力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除掉张作霖！
实际上，李大钊并非仅仅在冯玉祥身上下注，张作霖的直系部下，他也是在一直运作。多年之后，王若飞在延安时曾经讲过，奉系大将郭松龄的倒戈，跟李大钊脱离不开干系。
李大钊的这个构想相当地伟大：
当时的中国，只剩下最大的一个军阀，他就是张作霖，若郭松龄能一举拿下奉天。再联合黑龙江和吉林的国民自治军，以及冯玉祥的部队，一举奠定北方不是梦，届时党就能在东北扎下根据地了。
郭松龄跟张作霖死磕的时间，是1925年，那时候孙中山的北伐军还没开始呢。只是很不幸，郭松龄又被冯玉祥出卖了，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最终兵败身亡。
可想而知，张作霖能喜欢李大钊吗？
七、
1927年4月6日，已经占据北京的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即使他躲在了苏俄大使馆中，还是没等逃过此劫。
这个时间点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张作霖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进驻北京了，为什么这时候突然对李大钊发力了呢？
当然，李大钊是反对军阀的，这毋庸置疑，既然是反军阀的人，自然会被身为军阀的张作霖视为敌人。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张作霖跟苏俄有仇，奉系本就亲日反俄，李大钊又亲俄。再加上，李大钊多次给张作霖捣乱，又是策反郭松龄啊，又是鼓动冯玉祥的，坑得老张很惨。
再有就是，李大钊虽然是中共党员，但他又加入了国民党，而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可是在北伐哦，打的就是张作霖。
即使这样，张作霖还是不敢轻易杀掉李大钊，一方面他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另一方面很多人也在营救李大钊。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先是咨询了西方列强的意见，毕竟西方列强也不喜欢苏俄，更不会喜欢打算跟苏俄走同样路线的李大钊，故一致表态，可以杀。
张作霖还是拿不定主意，开始给北洋各军阀发电报，询问怎么处理李大钊，得到的回复也是可以杀。
不死心的张作霖，甚至给蒋介石也去了一封电报，蒋介石也回了八个字：
“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八、
张作霖为什么会给自己的对手蒋介石去电报呢？
很简单嘛，李大钊被杀的时候是4月28日，而在4月12日的时候发生啥事了？
没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政变，大开杀戒，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询问他也就顺理成章了。
据说，为了绞死李大钊，张作霖还专门从西方进口了一部绞机，因为行刑者不会用，导致李大钊被绞了三次，绞了足足40分钟后才咽了气。
可以说，李大钊在党的力量相当薄弱的时候，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北方。他留下的遗产，也影响了千千万个中国人，毕竟能获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只有9个人。
多年之后，毛泽东站在北京城，发出一声感慨：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也正是李大钊的死，让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李大钊，作为毛泽东的精神教父，又是党的创立者，看起来是一个文人，其实是一名战士，也是一个猛人，手段高超，无愧“南陈北李”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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