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其实我是被“逼上梁山”
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并称中国古代两大皇族内讧。但相对于纯粹为了争权夺利、肢解了自家王朝的后者，前者破坏性更小、起因更加错综复杂。
今天咱们换一个视角：不去从上帝视角分析背后复杂而让人望而生厌的制度、经济等因素，重点从叛乱的发起人、带头人——吴王刘濞身上入手，来了解这些刘氏皇族为何会同室操戈。
极少有人生来就被界定为善恶、黑白，相对于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往往更能塑造一个人，吴王刘濞就是这样。
刘濞之父，是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喜（排行老二，也叫刘仲）。公元前201年，刘仲被封为代王，肩负起替家族镇守北大门的重任。但这显然是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就在下一年，首先是亲征的刘邦面临了白登之耻，没多久刘喜难以招架匈奴人的围攻，不得不弃城逃跑、赶回洛阳向刘邦自首，最终被弟弟网开一面、贬为郃阳侯了事。
相对于父亲，刘濞则强悍得多。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叛，汉高祖刘邦亲自出马。此时刚好20岁的刘濞以骑将的身份随军出征，他“有气力”、作战勇猛彪悍，应当是表现比较突出。因为在战后，为了镇抚民风“轻悍”的三吴之地，刘邦首先考虑到了这个侄子——刘濞被封在沛地当吴王，下辖三郡、五十三县。
《史记》中煞有介事地记载了这么一幅场景：刘濞拜官受印后进宫叩见汉高祖。据说，善于面相的刘邦一见到侄子就心生悔意：这孩子面露反相。但鉴于任命已经公布，君无戏言，刘邦只好拍着刘濞的后背谆谆告诫：“传言汉兴之后50年，东南方向将有叛乱发生，难道是你吗？天下同姓是一家人，你千万不要造反！”刘濞则被吓得慌忙跪地叩谢，发誓将效忠家族。
由此看来，刘濞仿佛是一个天生的野心勃勃之徒，难怪后来他真的成了“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
但上述记载更像是“事后诸葛亮”的春秋笔法而已：刘邦不是第一天认识自己的侄子，在封王之前理应早就对刘濞进行过系统考察，怎么可能恰恰在颁布任命的那一天突然察觉侄子“有反相”？
相反，根据史书来看，吴王的谋反更像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就像后世小说中描绘的那样：被逼上梁山。
在反叛前，刘濞在封地的表现如何？史书中有专门的记载。
刘濞辖区内的豫章郡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而且历来是海盐的主产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通过铸币、制盐，刘濞每年都能获得丰厚且固定的收益。
但他并没有贪得无厌、“为富不仁”，反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鉴于通过上述两项渠道获得的财富已经足够充裕，他便取消了辖区内百姓的赋税；但即使这样还有富余，于是他干脆给境内的军人发放丰厚的代役金；要知道，当时老百姓服兵役可纯粹是项义务。除此之外，刘濞每年还定期慰问贤士、救济平民百姓，跟我们印象中骄奢淫逸、尸位素餐的“封建统治者”形象全然不一样。
刘濞的上述表现是好是坏？那要看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解读。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刘濞是个合格、甚至优秀的藩王。在西汉初年，经过多年战乱折磨的中原恢复了难得的安宁，亟需以发展来安定民心、巩固统治。因此，当时历任中央朝廷统治者都贯彻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来发展经济，地方的诸侯们也积极配合这一政策，纷纷努力安抚辖区内的军民。这么看来，刘濞无疑是个值得肯定的诸侯，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财富供自己挥霍享受，而是与民共利，即使是放到当今社会，这种施政风格也极为难得。
但若换种视角来看，却能得出相反的结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按照常理，每个男人最大的追求无外乎自身的利益；而刘濞竟然能视金钱如粪土，莫非他有更高的追求——名、权？那么富有却不用来享受，反而用来收买人心，只能证明他野心勃勃、其心可诛！
由于史书是后人编纂，根据从结论推导原因的习惯，人们自然偏向第二种定论：刘濞在辖区内实行善政，不过是处心积虑的收买人心、打造自己的小王朝；他的叛乱，显然蓄谋已久。
但如果我们了解刘濞走向叛乱的过程，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并非天生的野心家。
“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刘濞的失子之痛。
在汉惠帝、吕后执政期间，刘濞一直没留下什么负面记载。直到汉文帝后期，一件宫廷惨案的发生，才让他再度进入史官的视野。
某一年（具体不详），吴王刘濞的世子按照规矩进京朝见汉文帝，随后被安排陪同与其年龄接近的当朝皇太子刘启玩耍。年轻人扎堆玩乐，本来是件好事，既能解闷，又可增进感情，可惜很快就乐极生悲了。
这天，俩人在下棋时发生了争执。这种场景在任何时代都常见，对于一般“识时务”的人来说，“故意让着领导”是一门基本的生存艺术；但吴国世子可能是年轻气盛，也可能是玩的太过投入、忘记了身份尊卑，竟然据理力争、毫不退让。
但不曾想，太子也不是什么善茬，他直接操起棋盘、砸死了吴国世子。
我们要知道，这个打死吴国世子的太子刘启，就是后来的汉景帝。
司马迁认为：“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即刘濞叛乱的念头，正是起于儿子被太子刘启打死一事。站在任何人的角度，这种想法都可以理解：
从普通父亲的感受来看，由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自己的儿子就被他人悍然打死，这种人伦惨剧怎可能坦然面对？
如果从一位西汉藩王的立场出发，自己接班人的性命，在中央朝廷的储君那里竟然形同草芥，是不是等同于诸侯国的命运也与之类似？
因此，无论于私于公，刘濞对中央朝廷、汉景帝产生不满，都并非野心作祟。更何况，即使产生过谋反念头，在很长时期内他也从未付诸行动、甚至有打消念头的趋势。
在儿子惨死后，伤心、气愤的刘濞便称病不进京朝见，只是派使者代劳。这种状况，显然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虽不合理、但却合情。
但对于至高无上、没道理可讲的皇权来说，刘濞的这种行为是赤裸裸的忤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打死你儿子又咋地？！于是，汉文帝的处置方式相当简单粗暴：核实刘濞没生病后，一旦吴王的使臣入朝，就被拘禁治罪；来几个，抓几个，没有一人例外。
这么一来，刘濞自然不甘坐以待毙，据称他积极地策划谋反行动，但同时也没就此彻底荒废礼节，照旧逢年过节向长安派使者。
后来，有个能言善辩、知书达理的使者进京后照常被抓，此人态度诚恳地解释了刘濞因害怕而不敢亲自前来的事实，并且传递了希望摒弃前嫌、重头开始的希冀。随后，汉文帝这才改变了主意，他释放了之前被抓的吴国使者，并且赐给吴王几杖来解除他的罪过、准许其不必亲自入京朝见。
由此可见，刘濞并没有真的决定反叛。后来，袁盎在做吴相的时候经常劝他服从朝廷，向来爱才的刘濞逐渐打消了起兵造反的念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刘启在打死吴国世子后，就对刘濞起了戒心，他的亲信晁错多次怂恿汉文帝给刘濞定罪、削减其封地，不过未被采纳。
而在汉景帝即位后，晁错受到重用，削藩立即提上了日程。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找各种理由给楚、吴、赵、胶西四位藩王定下了罪名，随后以削减封地为惩罚，刘濞的反叛计划终于从断断续续的念头转化为了现实。
可以说，七国之乱的爆发，朝廷和藩王双方都自认为占据了法理性。
在汉景帝、晁错所代表的朝廷看来，一方面，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推行削藩政策是顾全大局的正义之举；
另一方面，从私人角度出发，汉景帝当初打死了刘濞的儿子，双方天生就互不信任。这种情绪指引下来看，刘濞在封地实行善政，像极了收买人心、图谋不轨。
因此，汉景帝、晁错仿佛带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吴王刘濞——此人是有“原罪”的。
但以吴王为首的诸侯们也很冤枉：当初派我们离开花花世界长安、前往边远地区巩固刘家统治的，是你们朝廷；如今咱们哥几个辛辛苦苦把领地治理妥当了，老百姓慢慢拥护朝廷、拥戴刘氏了，你们却想着把利益收回去。凭啥披荆斩棘的是我们、坐收渔利的就是庙堂的皇帝和高官？更何况，如此的皇帝可是当初那个随随便便打死吴王世子的狠人，保不住哪天兴之所致就要了咱们这些藩王的命。
因此，随着削藩政策的步步紧逼，吴王和其他六个诸侯为了自保，不得不抱团取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发动了反叛。
理性到残忍的汉景帝随后断腕自救、杀掉了晁错，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朝廷与藩王既然已经撕破脸就再无重归旧好的可能；而且，对于深受自己宠爱的晁错，汉景帝尚且能眼睛都不眨地下手，这些反叛的诸侯日后注定难以善终。于是，吴王刘濞等人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用兵，然而无论综合实力、打仗能力、舆论优势，他们都不是朝廷的对手，随后兵败如山倒也在情理之中了。但平心而论，作为史书中的反面人物，吴王刘濞并非真的十恶不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