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唐装
张怀理（绵阳）
妻子高姐给我母亲买了一件唐装，母亲见了，笑逐颜开，很是喜欢。唐装的颜色暗红，印着黑色的万福图案，庄重而不失典雅。
逢场天，母亲去镇上的莱市场买莱，卖菜的大姐看见母亲的唐装，和母亲开玩笑说:“安大妈，你穿得好富态。”母亲很认真地说:“国家富了？我也富态了！”对于母亲的回答，我和高姐都乐了，老人家的风趣幽默之外，也透出了一种喜悦和骄傲。
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但母亲却从没落伍于时代，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我记事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在生产队的大食堂煮饭。我去食堂玩，看见地上堆着一堆红薯，就顺手拿起一个，用衣袖揩净泥土，张嘴就准备啃，被母亲看见。母亲说:“这是公家的，不能随便吃。”开饭了，母亲把自己碗里的红薯，都给了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当兵在部队被提拔，后来又被送去上大学，母亲知道了，就找人给我写信。母亲说，我和你父亲都没读过书，你当了干部，还去读大学，这是托共产党和国家的福。母亲还说，做人不要忘本，要懂得感恩，你要好好工作，报效国家。后来，父亲退休，母亲也就搬到镇上，和父亲一起安度晚年。生活渐渐好起来，母亲很感慨，她说，要是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她和父亲的一把老骨头，恐怕早就变成一堆黄土了。
对于母亲的感慨，我不仅能够理解，而且深有感触。
母亲在旧社会，是个童养媳。早先母亲是绵阳县徐家镇的安姓人氏，家里十分贫穷。两岁的时候，被我们张家李园的一个大户人家，抱过来做童养媳，谁知后来那户人家的男孩死掉了，从此母亲就不受待见，经常挨打受骂，受尽屈辱。再后来，那家人就把作为累赘的母亲交给了父亲。那时父亲已是父母双亡的孤儿。从此，两个苦命的人，在父亲的茅草棚里，继续他们苦难的人生。
日子再苦，总得继续。没有田地的父亲从梓潼到绵阳贩卖清油，靠从中赚取的差价度日。而母亲却在家帮人干活，从早到晚，不能歇息。由于日子太穷，没有营养和医疗保障，父亲和母亲在我和妹妹之前，先后生养过9个孩子，却没有养活一个。父亲母亲用他们刨地的锄头，在家乡的师公山脚下，亲手掩埋了他们的9个骨肉，一堆泥土，一声叹息。
新中国建立后，父亲母亲终于分得了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但父亲却被选拔到公社当了干部，家里的田地，全靠母亲一个人打理。想像母亲杵着在旧社会被缠得变了型的小脚，一年四季耕田犁地，栽种收割，我的心里就很疼，母亲却说，种自家的田地，再苦再累也值。三年困难时期，家乡干旱歉收，生活困难，在公社负责兴修水利的父亲，建议在张家李园邻近的复兴寺修建一座大型水库，让下游的万亩良田旱涝保收。后来这个建议被釆纳了，张家李园的乡亲们却因为自己的田地要被淹没，有了意见，也少不了闲言碎语。那时我尚小，经受不住委屈，而母亲总是劝慰我说，你父亲是公家的人，要做事就免不了受委屈，俗话说锅里有碗里才有，等日子好了，大家的气也就散了。后来，家里的房屋要拆了重建，恰巧我们新分的屋基是一口小池塘，母亲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晚上就一个人挑泥土填池塘。看着母亲累死累活的样子，我心疼不己，母亲却说，新社会了，好日子长着呢。
母亲常说，做人要善良。记得小时候在农村里，日子非常穷困，一年半载锅里见不上一点油腥。但春节家里杀年猪，母亲总会炒出一大盆回锅肉，煮一大锅米饭，然后一碗一碗地让我和妹妹给左邻右舍送去，让他们尝尝。后来搬到镇上居住，乡下的邻居有时候送些蔬菜来，母亲都要一一记下，或者水果，或者鸡蛋，要找机会还这些人情。偶尔，母亲还给我们说，老家的谁大冬天没有棉衣，你们找点旧衣服带回去，还有谁家里有难处，你们去帮衬点。对于这些，我们都一一答应。
在我记忆里，母亲搬到镇上之前，基本没有穿过值钱的衣服。困难时期，都是在商店扯几尺白布，然后在染坊染成蓝色黑色，自己缝制而成。后来日子好过了，才在镇上买成衣穿，但都是廉价的衣物。父亲去世后，高姐劝母亲，日子好过了，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做一个漂亮的老太太。母亲听了连声说好，转身就换上了箱子里的灯芯绒衣裳。直到这次看到买回的唐装，母亲真是高兴极了，穿在身上，就舍不得脱下来。
我知道，母亲内心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幸福。记得在1976年，母亲将老家的堂屋正中的墙壁上的神位揭下来，端正地挂上了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搬到镇上居住，母亲又把这张画像贴在了客厅里。
很多时候，穿着唐装的母亲，站在毛主席画像前，脸上就会溢出灿烂的答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