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百家｜张绍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养老规划
作者：张绍白，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按照国际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时，便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这个数字上升至14%，则将迎来深度老龄化社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截至2022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较上年末提高了0.7个百分点。而且，从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的2000年算起，只用于21年，为目前有统计的国家中最快（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率从7%上升到14%所需时间：法国126年，瑞典85年，美国72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24年）。所以，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且速度与规模都处于较高位置。
同时，我们也知道，由于我国未富先老、城乡差距等，以及少子化老龄化叠加且人口规模巨大等特殊情况，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将持续加大。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将人口老龄化明确为我国下一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整合上自国家社会、下至个人家庭的资源，系统规划、综合施策，而且要能早尽早且久久为功。尽管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人口老龄化应对方面却有着一些核心内在和共性的规律，我们可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先行国家的经验与遭遇的问题，借鉴经验、少走弯路。
一、人口老龄化先行国家的主要经验
从全球来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早在1851年，法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就已经达到10.1%，1871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就达到了7.4%，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的国家。西欧国家普遍在19世纪末期进入了老龄化，而英国和美国也分别在上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进入。
从全球来看，到目前为止，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进入老龄化，而其中，日本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时间较晩，但进展速度后来居上的国家，到1994年日本的65岁以上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4%，达到深度老龄化的水平。据统计，2022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5亿人，65岁以上人口占29.0%，居全球国家之首。同时，在各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过程中，有的国家采取过类似我国计划生育的人为干预，也有的国家则完全是自然演进，从目前的结果与趋势看，两类国家的总体趋势是殊途同归。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自然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的同时，生育率也会下降，导致老龄人口沉淀而年轻人口跟不上来。所以，可以说，少子老龄化将是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常态。
从18世纪末的法国开始，近100多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先行国家其实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应对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一）注重及早应对
在老龄化发端之初，先行国家就已经开始重视老年人福利，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及其影响做好准备。在法律法规体系方面，德国于1881年颁布《社会保险法》，随后陆续推出《疾病保险法》《老残保险法》。丹麦于1891年即颁布《老年年金补助法》，推进涉养老问题的社会良治以实现老有所养。英国于1908年颁布《养老金法》，1912年颁布《强制健康保险法》。美国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案》，之后又颁布了《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在政府能力建设方面，先行国家强化顶层设计，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部门间的职能定位，推动形成应对老龄化的合力。强化战略引领，编制人口发展规划或老龄化应对规划。德国政府于2011年首次提交全国人口发展报告，分析人口结构的发展及其带来的中长期影响。
（二）注重供需两端发力
首先，是高度重视养老筹资，建立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先行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个人作用，整合资源、统筹规划，为老年人提供多渠道、可靠的养老保障。基本结构是相似的“三支柱”模式，以美国现行的养老保险体系为例，第一支柱是由政府主导、强制实施的联邦退休金制度；第二支柱是由企业主导、雇主和雇员共同出资的企业年金计划；第三支柱是由个人负责、自愿参加的个人退休金计划。先行国家还为老年人长期护理支出配备了筹资制度。荷兰、以色列、德国单独设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日本则于2000年建立了覆盖全民的介护保险制度，40岁以上全民参加，以现物支付（养老护理服务）的养老护理保险服务社会化。同时，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都将老年护理支出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其次，是重视养老供给能力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产品生产体系。在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先行国家系统规划，形成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多样化模式，并优先支持居家社区养老，主张将政府养老工作重心下移，统筹社区内医疗、护理、企业、行业协会、志愿者等资源，支持老年人在社区内接受养老和护理服务，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先行国家还注重加强养老服务质量管理，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护理服务分级与失能评估体系、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以及专业化护理人员培养体系。在养老产品供给方面，先行国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形成了涵括养老服务、家政服务、养老金融服务、养老教育与技能培训、老年旅游娱乐、老年医疗卫生及健康服务、养老用品、养老设施建设等多个行业在内的养老产业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介护机器人、机器人手臂等养老机器人应用也开始增多。先行国家的养老产业分工较细，竞争比较充分，行业发展比较成熟，有利可图但并非暴利行业。
（三）注重全方位综合施策
先行国家在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时，不局限在老年人群，而是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方位综合施策予以应对。先行国家大多出台了鼓励多生优育、提供孕产福利、支持老年人再就业、调整移民政策等措施，以延缓老龄化进程。出台了延迟退休年龄、支持老年医学研究、营造适老宜居环境、提倡孝老敬亲、建立时间银行等措施，以适应老龄化社会。比如，德国的生育补贴政策力度较大，每个子女自出生至18岁均可领取生育补贴，其标准逐年略有提高。自2018年起，每个家庭的第一、第二个子女每月可获得194欧元，第三个每月200欧元，第四个225欧元。又如，美国的移民政策相对比较友好，长期被视为全球最开放的移民国家，大量的青壮年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使得美国长期成为“最年轻”的G7国家。
二、人口老龄化先行国家遇到的问题或陷阱
（一）福利承诺过度，导致养老筹资体系不可持续
先行国家政治选举制度容易诱发过度福利承诺，加之普遍对老龄化带来的福利负担预估不足，导致养老金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的财务可持续性严重承压，加大政府财政风险。比如，荷兰国家养老金被誉为“全球最强养老金体系”，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国家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筹资压力攀升，近年来已成为影响政府财政健康水平的重要风险因素。西班牙社会事务类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成，人均医疗经费中7成由公共财政负担，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为缓解养老筹资体系的可持续风险，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直接或间接措施以降低养老金、护理金的给付保障水平，降低老年人福利，也打击了当期年轻一代缴费的积极性。
（二）追求公平无差别的公共养老服务，实际供给难以承担
尽管先行国家大都标榜执行公平无差别的公共养老服务制度，但囿于现实中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部分老年人难以真正享受到养老服务，表面公平下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公平。比如，荷兰的养老机构采用“轮候制”向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由于护理服务供不应求，轮候名单上的老年人等候时间持续拉长，有的要等上4—5年，甚至导致耽搁治疗等问题。大量“挤不进”轮候名单的老年人只能在市场上自费购买昂贵的护理服务，这是对广大中低收入老年人的新的不公平。供给能力不足还体现在养老护理员的短缺上。先行国家养老机构普遍面临着护理员工短缺问题，不得不使用大量志愿者予以补充，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降低了养老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目前日本近半数护理机构面临用工短缺问题，到2025年日本老人介护人员缺口将达到38万，约占当前从业人员总量的四成。
（三）社会保险制度碎片化，社会保障效率不足
先行国家养老保险制度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行业差异、区域差异等碎片化问题，其中以法国为甚。二战后，法国政府着手推动养老保险制度的快速扩围和全覆盖，但同时也落入了制度碎片化、多轨制的陷阱，形成了不同社会经济部门养老待遇差异化和养老保险管理主体多元化等结构性缺陷。当前法国养老保险仍包括35种退休制度、覆盖四大类社会经济群体，种类繁多。保险制度碎片化，既造成了不同群体间利益固化，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也导致社保制度分割、统筹层次不足，弱化了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效率。
三、我国目前的老龄化情况及个人家庭层面的养老规划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2021年10月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的说法，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数量多。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64亿，占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91亿，占总人口的13.5%，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群体。
二是速度快。与2010年相比，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一倍多。
三是差异大。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由于人口流动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地区，地域之间也不平衡。
四是任务重。对于人口老龄化缓慢发展的国家，养老问题、医疗问题、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料问题等依次出现。而在我国，这些其他国家近百年来分阶段逐步面临的老龄问题，将在短时期内集中爆发、同步呈现。这些问题相互关联、交互影响，应对任务十分艰巨。
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与特殊情况，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将更加严峻，也正因为此，我国近几年来才密集出台政策措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进行全面系列的规划安排与实施推进。
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情，推进国家相关政策落实的同时，我们更要知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仅仅是国家政府或用人单位的事，更是我们每个个人家庭的重要责任。而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不是到年老时才要关心的事，而是必须从年轻时就开始实施的长期战略工程，这正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未雨绸缪，及早规划。更重要的，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进行养老规划的不仅是已经临近退休的60后和70后，恰恰应该是 “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正处于人生“拼搏期”的“90后”，以及初入职场的“00后”。
那么，究竟如何进行养老规划呢？
首先，我们不妨用“养老金替代率”的概念将问题具体化。作为衡量养老舒适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养老金替代率指的是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根据世界银行的建议，养老金替代率需不低于70%才能够维持退休前后生活质量持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的平均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82%，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背景下，预计未来这一数据还将持续走低。因此，对我们个人来说，了解自己目前已有养老计划能提供的替代率及其差距是前提。
知道目前已有的养老计划替代率之后，我们就可以制订或调整自己的退休后的养老金支出、达到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资产总额以及从现在开始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与投资措施等规划，并根据情况推进或适时调整。
当然，养老金积累是个长期而专业的过程，这其中，不仅仅是前面所述的养老资产积累或分配金额，更加具体的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养老金投资产品与组合，并适时调整。为此，就更要首先学习并掌握有关养老金资产投资管理的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理论知识与操作，了解提供养老金服务的相关行业、机构与人员及其运作原理，等等。俗话说，找对专业的人，做好专业的事，既然养老金规划是如此专业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我们个人而言，完全依靠自己的学习与能力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这个就需要在社会上培养一大批系统掌握养老规划理念理论、产品管理与服务技能的专业人士与行业机构，为全社会上自国家政府、中至行业机构、下至普通百姓提供专业可靠的养老金融规划管理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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